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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

我们对60多家在华外企的研发和创新主管进行了 200多次半结构式访谈。其中来自欧洲和美国企业的人数相当，此外还有来自日本和加拿大企业的高管。这些公司来自各行各业，涵盖了能源、材料、资本货物、运输、汽车、机床、耐用消费品、零售、食品和饮料、医疗保健、金融、软件和电信等领域。访谈主要在北京和上海进行。

访谈中，我们探讨了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对外企研发管理提出的新挑战。我们发现了在中国外企研发管理面临的五个新的挑战。

中国外企研发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一、在招聘中，外企身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负担。

外国品牌的口碑曾经是跨国公司在招聘上的一大优势。但根据2017年的一项调查，只有18％的中国大学生希望在外企工作。相比于2013年的38％和2008年的70％以上，希望在外企上班的人数显著下降了。中国科技公司的研发职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吸引力，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身份。这些科技公司作为当今中国繁荣昌盛、国际威望和创造力的象征，能够吸引更多来自国内外的中国研发人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中国研发人员流动性的增加也可能是外国跨国公司本地化尝试不完善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在管理当地员工时采用了照顾文化差异的管理策略（例如，根据风水学设计研发中心，确保当地员工能够共同克服文化上对失败的恐惧）。然而，许多企业仍未充分“本地化”自己的管理方法，无论是在本地研发领头人的数量上还是更为重要的质量上都不够充分。虽然在中国的管理者对中国员工的能力很清楚，但我们从访谈中也发现一些总部的管理者仍然认为“中国人不愿意冒险，不能创新”，或是更倾向于不让中国员工参与战略创新决策。这破坏了当地员工与国外研发管理层之间的信任。

此外，我们的访谈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现在都能为其研发人员提供与国外同行相当甚至是更好的报酬和机会。例如，从微软或亚马逊离职的熟练软件工程师可以跳槽到百度级别和薪资都更高的岗位。外国公司不再是唯一可以提供参与国际项目和尖端技术研发的平台。许多中国公司都知道应该如何吸引高质量的员工，并且现在也有资源去实现。

二、中国强化了知识产权制度。

外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现在终于如愿以偿，然而有些人却可能会有些后悔。更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更加强大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国家对本土专利的支持，给外国企业的研发带来了若干新挑战。

虽然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依然广受诟病，但过去十年中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并且还在不断地完善：从2014年开始，中国各地建立了众多拥有专业法官的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改善本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环境。过去五年中修订了许多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此外还有更多的新的改革正在进行（例如专利法）。

这些修订越来越多地得到了需要更多专属权的中国创新者的推动，同时也为外国企业提供了更多专属权。这一切的直接结果是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都在中国申请了更多专利。自201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国内专利申请者。2016年，中国提交了近350万件的专利（130万项发明专利，150万项实用新型专利，65万项外观设计专利）。

中国政府正在推动这一专利申请趋势。国家继续设定专利目标（例如“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每10,000人拥有12项发明专利），并且将其与国有企业、国家资助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挂钩。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与专利相关的补贴、财务奖励和税收减免政策，旨在助推这一目标。这些支持政策促进了国内企业、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专利组合的形成。

中国专利申请的增长将外资企业推入了一场新的为了争取“经营自由”而战的专利竞赛中。“经营自由”指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开发和使用技术的能力。这些竞赛尤其推动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等行业的专利和专利许可的申请，这些行业的知识高度累积，华为、中兴和高通由此产生了大量专利。

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的数量随着专利申请的爆炸式增长而飙升，中国现在在法庭上提起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居世界领先地位。2016年，中国法院处理了152,072起案件，创下了最高记录。

中国98％以上的知识产权诉讼都是中国公司之间的纠纷，而外资企业也通常能够在中国法院赢得知识产权诉讼。但近期中国知识产权诉讼的增加使得我们访谈过的外国公司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运作方式。越来越多的大规模裁决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意识到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可能是一场高风险的游戏。2016年，北京 Watchdata系统公司因恒宝有限公司侵犯其USB密钥专利而获赔750万美元，这是中国企业之间专利侵权案件中有史以来最高的赔偿。这是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先例的基础上的，该案件还涉及了外国企业：2012年，在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苹果公司的纠纷中，经过调解苹果向唯冠科技支付了6,000万美元。

此外，中国不断增加的专利无效案件也预示着新的挑战。其中一些是中国公司提出的有关低质量专利权利要求的，有些则是针对国外企业的。此类案件数量继续增加：2016年共接到了3,969起专利无效申请，比2015年增加7%。

中国不断变化的专利环境对于传统的外企研发管理模式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研发部门不再主要围绕外国技术进行发明，而需要更加认真地围绕现有的中国技术进行发明，预测其发展轨迹并相应地规划未来的研发。

三、将先进技术与中国隔绝将带来更大的风险，但与中国分享技术同样存在风险。

一般来说，外国公司没有将尖端技术转移到中国，也没有在中国进行研发。这些活动都在具备更加发达的商业法律制度和更复杂的竞争市场进行。相反，跨国公司通常依靠他们在中国境外创造的技术来与中国境内的外企竞争。然而，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使这一战略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由于外国跨国公司发现他们的现有优势受到新来的中国公司的侵蚀，面对更多挑剔的当地消费者，接受访谈的外国企业经常提到自己感到有压力，需要在中国进行更为复杂的研发。

近期，国家有关新兴产业的政策给这一切又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我们从新能源汽车（NEV）行业的发展轨迹能看到，自2009年底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发布了一系列针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政策（最近一次是在2017年），这些政策旨在迫使外国企业将前沿技术转让给中外合资企业。这些政策要求希望获得制造许可证和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和补贴的外国企业必须首先与当地的中国合作伙伴“合作”，在合资企业内开发新能源汽车技术。越来越多的中国汽车公司，如比亚迪、坎迪、北汽、奇瑞和吉利，正在进军新能源汽车市场。这些企业的成功迫使我们采访的一些西方汽车企业不得不遵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转让政策，其他还未屈服于国家政策的老牌外企也正面临着持续的挑战。

技术领先期的时间长短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所面临风险的重要指标。极度研发密集型行业（例如飞机发动机）的外国公司可能还能享受一段时间的领先地位。然而现实依然是各个行业所面临的来自国家和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其转移尖端技术在本土市场进行研发以求生存。最容易受到这种压力影响的行业当属“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汽车和下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机器人技术等“中国制造2025”相关行业。

与此同时，与中国公司合作开展尖端技术项目的风险也越来越明显。高速铁路行业强制技术转让政策的故事比较为大众所知：从2004年开始，中国铁道部招标生产高速列车，要求中标者将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合作伙伴——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CNR）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CSR）。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完全意识到此次合作对西门子、阿尔斯通和川崎等参与的外国公司的影响。CRRC Corp. Ltd.是一家由CNR和CSR合并而成的中国机车车辆制造商，现在它在高铁行业所拥有的市场份额超过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总和，并且CRRC还在全球各地不断赢得合同。为了争夺市场份额，2017年9月西门子的火车制造部门同意与阿尔斯通合并。而川崎在将技术转让给CSR后，很快发现其竞争力已被CSR侵蚀。这一事件凸显了与有着国家力量支持，同时具备快速惊人的学习能力、技术提升能力和业务扩展能力的中国企业合作存在的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和中国政府从过去的实践中不断汲取经验，外国公司面临着两难的困境：要么接受勉为其难的条件，转移先进技术，在中国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要么放弃市场份额，承担最终可能被甩在后面的风险。对前沿业务的投资不断增加，使得外国公司融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更低，但同时也更依赖中国市场。这可能会削弱外国企业的独立性，并且无意中更容易被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影响。在决定最优研发方向和管理当地合作伙伴兼竞争对手时，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四、创新交易成本现在可能会危及领先优势。

过去，外国公司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要面对歧视性规定和不确定的政府关系，但是他们可以创新，而中国企业只是模仿。而现在，中国公司也在创新，但仍然可以回避许多困扰外国公司的交易成本。

中国监管环境的透明度、可预测性和公平性（包括许可证、认证和认证认可等）仍然是中国对外业务面临的10大挑战之一。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出大量的例子。其中包括：披露机密商业信息是外国公司获得许可、或获得其他形式的监管批准、进而在一些行业（例如药品和化学品）中经营的前提条件；一些规则要求十分繁琐，其他关于外国技术进口和技术出口的管理规则则很模糊；医疗保险报销清单上允许的外国药品数量受到限制；禁止外国公司单方面获得云计算互联网数据中心许可；各种补贴主要支持“本土知识产权”和本土技术标准，而非支持外国研发技术的发展计划。

在受到来自更具创新性的本地企业激烈竞争挤压的同时，一些外国企业发现这些交易成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压低其底线。与此同时，一些崛起的中国公司由于与当地官员的亲密关系，或者因为受到国家的支持而无需承担相等的交易成本。如果不是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联系，那现在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中将只有极少数能够依然处在这样令人羡慕的地位。这是一个外国公司完全无法复制的优势，通常外国企业只能通过与当地的中国公司（或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来取得相似的优势。

跨国公司以各种方式作出回应。一些企业开始投资中国以外的市场，以使投资多元化。一些企业向中国政府传达了新的信息，批评政策制定者“承诺疲劳”，未能兑现处理不公平交易条件的承诺。我们的访谈表明，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希望它们在中国的研发部门能够至少维持住在中国市场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地位已经在日益衰弱。

五、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时间（TTM）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由于市场结构使本地市场具备了高度的响应能力，目前中国公司已经实现了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上市。在中国这样一个客户需求变幻无常的市场中，这一点尤为重要。这种活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企业不断提高的技术能力、灵活的质量保证、流程较少的等级结构，以及人们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视程度较低等特性。

同时，追求过度的产品设计、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内部流程的文化耗费了外国企业大量的时间，如今它们再也无法承担这样的时间成本。某些欧洲公司的这一观念可能比美国公司更为根深蒂固，但也是这两个地区的许多公司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消费电子行业的受访者都强调了要跟上创新能力日益增强的中国竞争对手的步伐，上市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制药、医疗和工业设备行业也有着类似的趋势。

将这些挑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现有产品线面临被蚕食的威胁。虽然目前大多数中国竞争对手的创新并非突破性的，但对中国市场而言，这些已经“足够好”，通常也很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品味和消费水平。中国企业甚至能够吸引高端客户转而投向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因此，许多外国公司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转向快速发展的低端细分市场，虽然这可能会削弱其对高端细分市场的控制。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公司还要考虑是否应该冒着现有产品线被进一步蚕食的危险，在中国企业扬言要赶超的新兴技术上进行更深远的创新。 

以不同的方式管理中国的研发

面对这些挑战，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创新。以下是我们认为外国公司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

在本地化和越来越成为累赘的外企口碑之间保持平衡。国外研发和技术经理为中国本土研发中心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广阔的视野，应该继续发挥其在中国研发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外国公司需要确保其在实验室以及实验室以外的管理岗位上有数量足够的当地面孔。他们无法接受职场天花板的存在，因为在中国企业他们不会遭遇职场天花板。此外，不应容忍对中国人创新能力的刻板印象和错误认识。这可能需要从总部开始重新定位公司文化。一些外国公司也必须重塑自我，使其外国公司的口碑更具吸引力，但仍应保持本地研发管理风格从而能够更加适应中国文化。

在保守商业秘密的同时加快专利申请并不具有战略意义。要在专利竞赛中保持有利地位，需要外国研发部门专注生产在国内外都能够取得专利的发明。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专利获取轨迹。

此外，通常在中国取得专利更快，并且一般是成批操作。这就需要快速提交更多的发明专利。有时可能需要就一些相对缺乏实质性的研发成果提交专利——通常专利律师并不会承办和处理此类案件。我们与之交谈的不少外国公司终于意识到了“实用型”专利在中国的战略价值，尽管这些专利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国家并不存在。有些公司需要在研发成果上提交更多设计类专利。

鉴于这些变化，在公司内部需要很好地协调研发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中国境内的一些外国技术子公司仍然在管理层管理知识产权和研发，这可能会限制其对快速变化的创新能力以及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越来越具战略性等状况的应对能力。更好的沟通，例如研发和知识产权管理职能部门的结构性变革，可以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活力。

当回报超过全球风险时，在中国进行前沿创新。考虑到中国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中国政府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新风险与回报评估和全球化管理战略。

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创新错误的风险。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外国公司要面临在潜在风险较高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中进行更先进创新的挑战。这意味着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创新风险从根本上取决于其运作模式。

无论公司选择何种创新运作模式，都应遵循本文中提到的策略来获取其在中国投资的回报。但是，面对中国要求外国企业向当地同行转让更先进技术时，外国公司还需要考虑更多。只有当他们对自己的全球运营足够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快速有效地应对在自己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时，才能参与这些行动。这既需要积极的全球创新战略（例如，加倍关注中国以外的有前景的研发项目，加快中国区以外的研发）和互补的商业战略（例如，战略性地获取专利，在中国和海外进行更多的并购，寻求国内政府的更多支持，并将重心从中国公司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线转移到其他产品线）。

虽然很多公司都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考虑，但是很多例子证明它其实是正确的。微软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更充分地利用中国的创新机会，微软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建立了研究和基础技术开发中心。该中心目前是微软在科学出版物、专利申请和发明披露方面最具生产力和能力的中心之一。

把人才、文化和运营的重点都集中到缩短上市时间上。尽管许多中国公司的结构存在局限性（例如，产品难以走出中国），但仍能在中国实现获得足够的响应。外国公司需要向中国竞争对手学习“足够好”的创新理念和快速上市的能力。公司应该在研发人员的绩效评估标准中更加重视上市时间，同时还要系统地回顾文化和创新过程，减少不必要障碍，加快产品上市时间，缩短从创新发明到商业化的过程。

外国企业应该更自信地利用其在中国境内子公司的创业能力。我们的一些受访企业已经成功推出了可行范围内最小批量的产品，以避免过度设计，同时从客户反馈中加速学习。为了避免因较高的市场故障率对公司声誉的影响，产品通常由专门的非品牌初创公司发布。对世界上最大的微处理器公司之一英特尔公司来说，缩短决策路径和更快的实验周期有助于加速最终产品的推出和新产品的引进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从六个月缩短到四个星期。

变脸艺术

超级计算机、无人机、以及许多其他创新，这些都是中国企业的新面孔。虽然我们提出的这些策略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但是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必须与中国创新的这一新面孔一起转变。虽然现在已有强有力的防守策略，但同时也需要好的进攻机会。随着外国公司纷纷学习中国企业的灵活创新，他们将把在中国学到的技能带到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子公司。面对中国研发的新挑战，企业可以采用逆向创新形式，将更加灵活的新型创新能力全球化。